揭秘：毛泽东严格教育毛远新的历史真相
<马社香于2000年10月20日、22日上午，2003年9月1日、12月28日晚，2004年12月25日晚，2006年12月28日，2008年12月24日、25日对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进行了访谈，访谈均在朱旦华家中。访谈针对国内学校教育体制的弊端，第一次从子女教育角度，以崭新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探讨了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底蕴。>
同意毛远新回京学习。
朱旦华先生，您与毛泽民先生仅有毛远新一子，与方志纯女士亦无其他子女。请问您是出于何种考量，决定将毛远新送到其伯父家中抚养的呢？
朱旦华坦言，公众或许已经接触到一些关于其再婚的误解性文章，甚至有人恶意散播其曾在毛主席面前“托孤”的荒诞谣言，然而这些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他与方志纯的婚礼实际上是在1949年端午节举行的，而其子远新在1951年10月才从南昌返回北京就读育英小学，这两个事件之间毫无关联。至于那些所谓的“跪倒”和“托孤”传言，就连编造者自己都承认，这些故事只是为了吸引读者而虚构的情节。
在上一次您的到访中，我曾向您述说，自从与老方结为伴侣之后，我们便在1949年6月带着刚满一岁的方荣欣一同南迁到了南昌。而远新则是在7月底，完成了北京育英小学的期末考试，与方玲芝一起，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抵达了南昌。那时，干部们还处在供给制阶段，孩子们平日里在南昌的八一保育院中生活与学习，只有周末才能返回家中。远新被安排在保育院的大班，每天清晨，保育员便会将他送往附近的法院前小学就读，而午后课程结束后，他又得返回保育院。这所法院前小学，作为解放前的一所旧校，设施相当简陋，两个班级共用一间教室，每个班级仅有一半的时间用于授课。而且，教师和同学们都讲南昌话，这让远新的适应变得颇为艰难，与他在北京育英小学的经历相去甚远。育英小学，随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移至北京，那里的教师都是组织精心挑选的，他们对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都尽心尽力，师生之间关系融洽。班上的同学们，多数曾是延安中央托儿所的旧识，我们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西柏坡，又一同来到了北京。因此，远新常常向我撒娇，恳求我带他回到北京育英小学，继续他的学业。
1951年9月的尾声，我带着远新一同抵达了北京，出席全国妇联的会议。预备会议期间，康克清大姐一见到我们，便温柔地抚摸着远新的头顶，关切地说：“带着孩子来开会确实颇为不便，不如让他暂时住在我家里。”当天，远新便在康大姐的陪伴下，来到了朱老总的府邸。自此，他每日的饮食与起居都在“爹爹”（孩子们对朱总司令的昵称）的庇护下度过。数日后，康大姐再次带着远新拜访了毛主席。在主席的寓所里，远新与李讷的年纪相仿，两个孩子围绕着主席欢快地嬉戏玩耍，笑声和谈笑声此起彼伏，不自觉地驱散了自毛岸英牺牲以来家中所笼罩的沉重与压抑。主席从康大姐那里得知远新随我一同来京参会，便紧紧地握住远新的小手，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
10月12日，全国妇联会议宣告结束。在离别的时刻，我前往中南海，首先造访了总司令的居所，与远新取得联系，随后便一同前去拜见主席，意图将远新带回南昌。主席一家在我抵达时，无不显露出喜悦之情。主席亲切地询问了南昌的近况，当我谈到学校教育的话题时，便详尽地向他描述了远新就读的法院前小学的状况，与北京的育英小学相比，条件的确存在较大差距。远新表达了对重新回到育英小学的强烈愿望。
“听你如此一番言辞，此等似乎并非值得炫耀之事。”这话语引得主席不禁开怀大笑。
江青悄然将我引至一旁，轻声细语道：“自从岸英英勇捐躯以来，主席未曾有笑颜展露，然而今日却是头一次见到他如此喜悦。主席对这个孩子情有独钟，不如让他留在此处，以便时常陪伴在主席身边，这无疑能极大地提振主席的心情。”这是我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见到江青，她身着蓝色布拉吉，举止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给人一种宁静而娴淑的感觉。江青坚信，若远新留在京城，必能驱散家中的哀愁气氛，对主席情绪的调适大有裨益。我目光转向主席，只见他安坐于藤椅之上，将远新紧紧搂在怀里，并将孩子那双娇嫩的小手轻轻置于自己宽厚的手掌之中，两人似乎在继续着某种亲密的交谈。我略加沉思，觉得江青的话颇有道理，于是对她说：“一切听凭主席定夺。”江青转身面向主席，说道：“既然孩子渴望重返育英小学，那就让他留在此地吧！”
主席缓缓抬起目光，向我投来探寻的目光。我回以一笑，轻轻后仰头部，示意一切决策权在主席手中。主席在孩子那稚嫩的肩膀上轻柔地拍了一记，语气坚定地说：“那就这么决定吧！”
远新重返育英小学的校园，那是在周末，他跟随姐姐李讷一同回到了主席的身边。那时，干部们普遍实行供给制，子女的教育费用无需自行承担，因此我决定将远新留在北京，而我自己则孤身一人返回了南昌。每逢寒暑假来临，主席便会派遣专人负责将远新送回南昌；而当新学期即将开始，老方便会再次派遣人员将他接至北京。
毛远新须抉择学业。
1955年7月干部实施工资制度时，您是否曾向毛远新寄送过学费和生活费？
朱旦华言辞恳切，主席的立场亦鲜明表态：“泽民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极其宝贵的牺牲，远新，他正是我们心中的孩子。”
毛远新回京后，毛主席如何对他进行了教诲？
“主席，什么是寺庙的规矩？”主席耐心地解释了一番，接着又问：“和尚们平日里都吃些什么？”主席回答道：“他们主要吃蔬菜。”远新牢牢记住了这个回答。某日，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晚餐，主席用筷子夹了一筷子南方的空心菜放入远新的碗中，但他却坚决拒绝食用。主席好奇地问及原因，远新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不想成为和尚。”这句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愣住了，唯有主席忍不住笑出了声，饭都喷了出来。后来大家才弄明白原委，整个餐桌上都充满了欢声笑语。记得几年前，李讷来南昌探望我时，还津津乐道地提到了远新“不想当和尚”的这个有趣故事呢！
远新在主席旁，心满意足。
每当学校假期来临，主席便会派遣专人将远新送往南昌。我和老方经常向他探询远新在各个方面的最新情况，尤其是主席对他提出的具体期望。在多次的交流中，我逐渐察觉到，主席对远新的要求既严谨，又与我们或普通家长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
笔者：怎么不同呢？
朱旦华坦言：“我与主席同根同源，都是师范院校的佼佼者。在投身革命事业之前，我们的共同理想都是成为一名教师，致力于教育事业。但当我深入探究远新的教育理念时，我察觉到主席与我，在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上，有着显著的不同。”
主席强调，儿童正处于身体飞速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天性便是游戏与欢乐。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他们拥有足够的时光去嬉戏，通过游戏探索周围世界丰富的知识，而不是过度施加沉重的学习压力。然而，我最初关注的焦点却是，远新是否圆满完成了学校布置的全部作业，他的学业成绩是否实现了进步，抑或是出现了下滑。
主席特别关注孩子们是否真正具备真才实学，对他学校中的考试成绩，几乎很少给予评论。尽管远新的学业成绩一直保持优秀，我和老方经常对他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视他为优秀学子，但主席却很少给予表扬。相反，他多次指出远新在学习上缺乏明确目标和主动精神，批评他过分依赖分数导向，并强调追求每门课程满分的观念（当时我国学校采用5分制）是错误的。主席认为，教育应当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批评远新缺乏独立思考，只是机械地背诵标准答案以在考试中取得满分。尽管远新从小学到大学，每年成绩都名列前茅，但主席却屡次在公开场合对他进行讽刺，认为他并未真正掌握学习的真谛，仅仅是掌握了应对考试的技巧。这些技巧在学校或许能赢得赞誉，赢得奖状和奖章，甚至帮助他考入重点大学，但在实际工作和现实实践中，却毫无价值。主席曾断言，采用这种学习方法的远新，将来难以取得显著成就。当然，主席也坦承，这并非完全由他个人负责，而是整个教育制度所造成的。
“人生有限，懂得取舍才能有所得。”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经人介绍，在上海购得钱钟书的《管锥篇》，虽仅匆匆翻阅。后来得知，钱钟书在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仅有15分，却最终成为学界公认的大学者。历史学家吴晗在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同样为零分，报考北京大学时亦然。而闻一多先生，据传在赴美留学时，数学考试亦未能通过。我想，他们与主席一样，都是深刻理解舍与得之间辩证关系，懂得适时舍弃，从而成就非凡的人。
“作文。”主席微笑着回应：“正是这个道理。作文之道，贵在真情流露。教师所设的题目，往往触及学生所不熟悉或兴趣寥寥的领域，强迫他们费尽心思勉强成文，实乃人生一大苦差事。这种出题作文的方式，可谓是残忍至极！”这正是主席的原话。远新转述给我时，我既感惊愕，亦深以为然。主席认为，这种作文教学的方式，不过是让孩子们学会如何迎合老师的喜好，东拼西凑，以获取高分，甚至从小培养出编造谎言、博取关注的恶习。他主张，评价学生的作文，首要考量的是文章是否出自内心，是真情的流露还是敷衍了事的虚假之词；其次，则应关注文采与文法。若能真心表达，纵使文法文采略显稚嫩，也不妨碍未来不成为文人或作家。反之，若养成了说谎的恶习，恐怕会贻害孩子的一生。我曾是教师，也曾担任中学教导主任，因此我能深刻体会主席的见解，他的思考远比常人更为深邃和长远。
在远新就读于我国著名的一〇一中学期间，主席对其日常作息与每周的学习计划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主席边计数，边带着好奇之心询问，为何他在英语学习上投入了如此大的精力。远新解释称，面对繁多的英语单词与短语，每日的背诵是不可或缺的。但主席却指出，外语不过是一种工具，而汉语才是学习的核心。他强调，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外语只需掌握基础规则，日后遇到需要时便可自学。这就像学习骑自行车，汉语就像是你的双腿，而外语则像是你骑的车。相较之下，把大量时间用于背诵单词，不如花时间去阅读《古文观止》。
笔者：毛主席这些想法，也是今天西方教育提倡的精要。更是针对国内学校教育弊端的一面镜子，仔细想想，使人领悟很多。您和毛主席为了教育毛远新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都费心费力。但教育思想和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朱旦华回忆说：“在那段备受批判的‘文革’时期，日复一日，我不得不研读主席的著作与语录，其中便包含了对教育革命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的阐释。身处其中，我深感体会。回想起我与主席在教育改革领域的具体分歧，我常常陷入沉思。总体而言，主席对当时的教育体制与方法多有不满，甚至可以说，他一直在筹备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一场全面革新。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领域的一些过激行为，我持有不同看法，同时，我也反对对教育革命成果的全盘否定。例如，在‘文革’期间，许多学校将矛头指向教师，以批判师道尊严为借口，将教师视为敌人，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行为理应被彻底摒弃。然而，若因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仅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将学生培养成分数的奴隶，这无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毛主席倡导教育革命，他强调学生应树立远大理想并主动学习，师生之间应建立平等的教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有权批评学生，学生亦有权批评教师，相互促进，共同深入学习。”
在悠久的历史画卷中，多数人将知识积累等同于广泛阅读。但毛泽东同志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坚信知识不应局限于书本，而应融合实践经验。他批判了学校教育过分注重书本知识传授，而忽略实践锻炼的倾向，以及封闭的教育模式。毛泽东同志倡导学生应走出校园，投身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以积累实践经验。他主张教育改革，建议从具备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年轻人中选拔大学生，而非仅凭高中毕业生的成绩。选拔标准不应单一依赖高考分数，而应全面考量候选人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毛泽东同志当年对张铁生答卷的高度评价，并要求各大报刊头版报道，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毛泽东同志认为张铁生的文章是对传统招生考试制度的质疑，他反对的是过分依赖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的做法。毛泽东同志对张铁生的肯定，旨在反对仅凭考试成绩选拔学生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强调，历史上许多状元并非真才实学，反观蒲松龄虽未中举，却创作了《聊斋志异》。而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千古绝唱，其文化底蕴自不待言。如今，又有几位中文系教授能与之相提并论？
毛泽东曾向远新提出一个构想，即探讨理工科大学的毕业生是否能在特定岗位达到三级工的实际操作水平。至于农学院的毕业生，他则以是否能够胜任基层农业技术员作为衡量标准。远新在辽宁朝阳农学院进行了这一实验。以袁隆平为例，他在毛泽东时代就担任过基层农业技术员，这段经历对他的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还向远新询问，医学院的新生是否可以在入学之初先在医院担任半年的护理人员，学习照料病人、喂食、洗脚以及处理排泄物等，同时学习基础护理知识，之后再正式开始学术课程。毛泽东强调，学生从入学起就应该注重培养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理念。远新向我透露，他在沈阳医学院也进行了类似的试点。
毛主席曾经说过，在国民党军队中，那些精通沙场征战的将领，大多源自黄埔军校的早期培养。他们深刻理解实践的价值，自士兵的行列起步。与此相对，毕业于陆军大学的将领们纵然饱学诗书，却鲜有真正能征善战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实际战场的脱节。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一观点，而且在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原本计划分配至指挥机关担任参谋，但毛主席却坚持让他从基层做起，以战士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这正是基于对这一理念的深刻认同。
培养毛远新
作者指出，毛主席对于我国教育体制存在问题的洞察远胜于多数人。我持续在思索和研究，毛主席对其子女的教育有何独特之处？换句话说，在毛主席对毛远新的教育中，您最难忘的是什么？
朱旦华深信，毛主席心中最为牵挂的，莫过于孩子们的茁壮成长与健康。
主席亲临现场，亲自传授远新游泳的精湛技艺，更亲赴中南海的冰面，凝视着远新滑冰矫健的身姿。步入中学的殿堂，主席又激励远新在冬日的皑皑雪地上勇敢挑战冷水澡，坚持每日至少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每当远新自豪地分享自己的体育成就时，主席便会亲手轻抚他的肌肉，提议与他来一场激烈的掰腕大赛，以此检验他的体魄与力量。
作者：此事当真？毛主席竟然与毛远新比过腕力？
朱旦华回忆起那段往事，感慨地说：“确实发生过这样一幕，那正是他初三的时光。远新从南昌归来时向我提及，若非值班卫士的及时警示，他或许不慎会对主席造成伤害，因此他特意选择了故意败给主席。这孩子，真是个有心人。”
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随后，主席特别指出，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应当着重于锻造他们严谨求实的精神和实际操作的能力。他并不畏惧子女犯下言语或行为上的错误，甚至愿意包容这些过失。他真正忧虑的是子女陷入谎言和虚伪的泥潭，或者在遭遇困境时轻易放弃。要么不做，一旦决定行动，便必须追求完美无瑕的成果。
他勤奋耐劳，生活简朴，看似平凡，却又不凡，尤其是他那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研究所内是众所周知的。得知这些情况，我不禁感到震惊，心想主席自小对毛远新的培养与塑造，确实非同凡响。
‘如果淮河洪水泛滥，安徽段的铁路被冲断，你该如何从南昌返回北京？’远新对此毫无头绪。于是，毛主席将地图册递给他，说：‘回去自己查查地图，这就算作你的课外作业。’远新表示，这次他要认真研究地图，以免再被毛主席问及此类问题。”
难道毛主席未曾赠予毛远新一本地图集？
‘当然没问题。’然而，当拆解至一半之际，发条突然断裂，零件散落满地，其中一颗细小的零件无论如何也难以寻觅。远新担心姐姐会因此责怪他，焦急之情几乎让他泪眼盈盈。主席随即叫来卫士协助寻找，最终找到了那颗关键的零件，远新也顺利地将闹钟重新组装完成。两年后的1956年，当远新15岁时，我送给他一辆自行车，他毫不犹豫地亲自拆解，将车拆至无法再拆的程度，随后又重新组装起来。后来，放假回到南昌，远新向我索要钱财，声称回到北京后打算上街购买零件，亲自组装一台五管电子收音机。那时，他们物理课刚好在讲解无线电原理。我猜想，这或许又是主席提出的某种挑战。”
观察者：这确实令人感到新奇，既动脑又动手，这种教育方式在现今世界堪称尖端。早在几十年前，毛主席就已经亲自实践了这种方法。关于毛主席对毛远新的教育，您还记得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吗？
朱旦华郑重指出，我们必须恪守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并坚决反对给予干部子女特殊待遇。自从远新重新回到育英小学就读后，每逢周末或是节假日，他总会回到中南海。这所学校坐落在西郊，与家中的距离不近，但主席却始终不允许他使用小车接送。
他们如何返回？
朱旦华回忆起往昔，他说：“最初，我随意雇用了街头的三轮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曾尝试过类似现今的校车服务，享受集体接送的便利。我曾在圆明园遗址附近的上一〇一中学完成学业，那所学校距离中南海颇为遥远，我只能依赖拥挤的公交车，且途中需要换乘三次。不论风雨交加或是雪虐风饕，排队候车都耗费了不少宝贵时间。于是，我便决定为他购置了一辆自行车。在初中及高中阶段，他在一〇一中学度过了六年的学习时光，主席从未派专车接送他。由于寄宿学校的生活，从初中一年级起，远新便独立承担起换洗衣物、拆洗被褥等家务劳动。衣物破损，他自行修补；裤子过长，他亲自裁剪；被褥拆洗后，他也独自缝合。这样的成长经历，从小就锤炼了他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阳光灿烂的星期天，远新一家来到了中南海共享晚餐时光。餐桌上的小插曲颇有趣味：一枚米饭不慎落地，主席却特地指示孩子们将其捡起，并引导他们入口。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会议时，偶然发现远新的上衣扣子竟然是反向安装的，而且款式竟是女式的。出于好奇，我向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询问这背后的故事。她笑着回答，那件衣服是李讷在成长过程中逐渐穿不下的，于是便转给了远新。而裤子同样也是女式的，还将原本的侧开衩改成了前开衩。那时的远新身材比李讷娇小，就这样穿着姐姐的旧衣，度过了好几个春夏秋冬。
此外，必须严格划清公物与私物的界限，切莫因小利而失大义。众多外国友人赠予主席诸多珍贵礼品，他却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全部上交，并明确指出这些物品并非赠予他个人，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唯独苏联邮电部部长所赠的那本邮票册，主席特地吩咐卫士长李银桥转交给了远新。主席深知远新对集邮的浓厚兴趣，并认为通过研究邮票，可以极大地拓宽知识视野。
有消息称毛远新在升学时可以享受保送资格，然而毛主席却坚持让他参加考试。这种说法准确吗？
“您曾勉励我们自主奋斗，如今我已成功踏入清华殿堂，然而我心中仍有转学至哈军工的愿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并带着一丝幽默道：“可你确定陈赓院长会接纳你？”远新回应说，他已经与陈院长有过沟通，陈院长明确表示愿意他加入。主席听后欣然回应：“既然陈赓院长已点头，那你就放心前往吧！”随后，远新在清华短暂停留半年后，便顺利转学至哈军工的导弹工程系。
自毛远新被调至哈军工后，主席对他的期望是否有所提高？
朱旦华：的确，我仍记忆犹新。在60年代初我抵达哈尔滨之际，导弹系的主任戴其萼同志曾亲口向我描述，远新同学在哈军工的插班学习期间，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在诸多方面均表现出色。仅仅半年时间，他就荣升为班长和党小组长，几乎每年都荣获学院颁发的“五好学员”和“优秀党员”的荣誉称号。然而，远新却透露，尽管如此，主席似乎对他总有微词，时常对他提出批评。按照学院的常规，一旦被评为“五好学员”或“优秀党员”，院政治部便会将喜报寄往家属。但那些喜报送达主席处后，主席往往连瞥都不瞥一眼，便随手搁置在一边。
主席对远新学校的评价，总与我的见解背道而驰，这让我心中颇为不快。直到“文革”的落幕，我才渐渐明了，主席所批判的，实为整个教育体制的弊端。而那时的远新，恰好是众多人，包括我及老方，心目中这一体制下培养出的优秀学子的楷模。
夏日的北戴河，一场台风肆虐，狂涛巨浪冲击着海岸。主席意欲涉水，却被人好言劝止。他转向远新，后者壮志凌云地回应：“我有信心！”面对连绵不断的海浪，远新勇往直前，鼻腔、口腔和耳道尽被沙粒填满，却毫无畏惧，最终抵达了浮动的平台。上岸后，他筋疲力尽，一边喘息一边清理耳中的沙粒，主席却鼓励他：“再来一次，你行吗？”远新毫不犹豫地再次跃入汹涌的大海，虽然屡次被巨浪吞噬，最终还是成功抵达了平台。然而，就在他即将完成壮举时，平台上的缆绳突然被巨浪扯断。当他筋疲力尽地游回岸边，踉跄地走到主席面前时，主席连声赞叹：“好、好、好！”并亲自为他除去头发间的海藻。远新事后告诉我，那次经历是他大学生涯中难忘的，得到了主席的表扬。
1965年五月份，由于身体原因，他赴北京就医。直至六月，毛主席从外地归来，提及越南战局可能升级，便向他征询：“若越南向我们求助派遣军队，你是否愿意应召？”远新毫不犹豫地表示：“我愿意。”毛主席听闻后脸上露出喜悦，半开玩笑地说：“看来在我家，就只剩你这位壮士了。”随后，毛主席又问：“你在无线电控制导弹方面有专长，对步兵使用的轻武器，你是否也熟练掌握？”远新答道：“我对这些都很熟悉，只是由于长时间未实际操作，感觉有些生疏。”毛主席立刻通知汪东兴，从警卫中队调拨步枪、冲锋枪和手枪，要求他加强练习，并安排他前往靶场接受射击训练。
作者注意到，毛主席似乎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若他下定决心派遣志愿军赴越南战场，恐怕毛远新将成为下一任奔赴前线的战士，正如当年毛岸英被送往战场那般。
“真没想到，主席对子女的要求竟然如此严苛。”最终，远新同志被派遣至空军高炮部队的最基础班组，从而踏上了他的军旅生涯。
“你尚未踏足故乡，实应前往一游，速去速归，我在此静候你的归来。”翌日清晨，远新乘坐汽车，横渡湘江，抵达了韶山。在韶山，他参观了故居，首次踏入祖辈的居所，亦步入了毛主席的房间。接着，他又来到了父亲的住所。在韶山，远新还参观了新建的纪念馆，当时称作陈列馆。他亦前往祖辈的墓地，虔诚地献上了鲜花。随后，他驱车前往长沙。然而，当晚风雨交加，湘江上尚无桥梁，汽车行至江边，因风浪过大，轮渡暂停，无奈只得掉头返回韶山，并在招待所中度过了一夜。次日清晨，他绕道湘潭，终于抵达了长沙。
远新在列车上向主席提及自己当天不得不在韶山多逗留一晚的无奈，主席随即以风趣的口吻回应：“看来确实是祖辈的在天之灵在发挥作用啊，你这么急匆匆地来回奔波，却是不行的！非得让你在这住上一晚不可。”
主席在列车上与远新长谈。
“我不怕！”主席又问：“目前，我国的防空力量已赴越南，你们部队是否也将跟进？”远新回答：“吴司令（法宪）告知，我军的工程兵与运输部队均已赴前线，空军地面防空部队仅有高射炮兵师参与战斗，而防空导弹部队暂未行动。一旦军委下令，我便率领三营加入战斗！待我们击落一架B-52，我将带回残骸给您过目。”
主席欣慰地笑道：“妙极！在我们家中，除了你，再无他人堪当战事。我对你的期望，不言而喻。”
部队在越南参战了吗？
朱旦华表示，中越两国在团结一心、坚决抵抗美国侵略的过程中，有效地遏制了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当时，我国的导弹部队数量有限，主要任务是保卫我国领空安全。远新所在云南的山林中驻扎，战士们常年居住在帐篷里，生活用水更是需要每日徒步下山去取。